1928年11月生于乐陵市丁坞镇杨盘南街村普通农民家庭，1948年土改时担任区民兵团长，1949加入中国共产党，1953年起担任南街村党支部书记。任职50年间，把一个普通村打造成“家风正、民风淳、村风好、人心齐”的先进村。2003年，因病离开村党支部书记岗位，2019年4月12日病逝。
他走了，一辈子没有轰轰烈烈的伟绩，一件件家长里短却被群众深深记在心里，他带头修的路、挖的井都是追忆他的丰碑；
他走了，一辈子不忘初心、对党忠诚，始终保持艰苦朴素本色，始终自觉自律、淳正家风，忠心践行爱党信党跟党走的铮铮誓言。
4月12日，丁坞镇杨盘南街村原党支部书记陈儒林因病辞世，村民自发赶来悼念——79岁的史从州，自从得了脑血栓很少出门，硬是一步一挪到陈儒林家，只为“见他最后一面”；外出打工的年轻村民纷纷回村，他们大多接到长辈电话：陈支书对咱家有恩，你得回来“送一程”。
作为有着70年党龄，干了50年的村党支部书记，陈儒林在任期间，南街村年年都是乐陵市农业生产先进单位；村党支部是德州市、乐陵市的先进党支部、红旗党支部；陈儒林是乐陵市连续多届党代表、人大代表，更有德州市优秀农村党支部书记、人民好公仆等。不仅如此，他还是德州市目前为止任职最长的农村党支部书记。
有一种付出，叫百姓心中有杆秤，你对他们有多好，你就有多重
——村民说：“俺们打心眼里信他！敬他！服他！
村民谈起陈儒林，评价是：“老支书是一个好人。”
在一般人看来，村里那些事儿，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一旦处理不当，得罪人很正常。可是，陈儒林在任的这些年里，杨盘南街村没有出现过一起因扯皮吵架群众上访的事件，更没有一户因为调解不公怨上他的。
“有啥事只要请了老支书过来，没人不服他的，因为他这几十年做事儿始终公公正正、明明白白，没一点私心，俺们打心眼里信他！敬他！服他！”村民史书华这样说，好像又回到了当初老支书在的日子里。
这个“服”来自于老支书“大家事儿大家当家”的敞亮劲儿。至今，村里人还津津乐道于老支书喜欢跟大伙儿“商量事儿”。“每次老支书在村里一通知，走啊，大伙儿商量事儿去。我们每户就自发派一个代表，拿着板凳到大街上听他给我们说事。”村民们都说，陈儒林在担任党支部书记期间，南街村的大事小情，大伙儿没有不知道的。像计划生育、安排宅基、建学校、修水利出河工、缴纳提留、集体财产处理、救济贫困户等等都是经过大家讨论了再讨论，统一意见后，人人按手印才算通过。陈儒林还不止一次对村民说：“大家的事大家当家，人人知情，人人有责。”对于群众通不过的事情，他从来不强行去办。
这个“服”还来自于老支书的“把村里人都当自家人看”的掏心窝子劲儿。如果问杨盘南街村的村民：“那时候那么困难，家里过不了日子怎么办？”他们的回答往往是：“有老支书哇。”无论谁碰到什么困难，往往是陈儒林第一个带头帮助解决。
1946年入党的老党员张书堂偏瘫了，生活不能自理，村党支部决定治病费用由集体出，生活费由党员干部掏，从陈儒林开始，每人轮流伺候一天，直到半年后老人去世。
村民张某患有精神疾病，一次发病把三间房子烧毁，一家四口人吃穿住没了着落，村党支部决定由集体给他盖新房。新房建起不久，又被张某给烧了，党支部再次给盖了新房，并连续6年免收他家的提留。后来张某的病治好了，夫妻感动得热泪盈眶，说：“要不是党支部和大伙儿的关照，我们早就家破人亡了。”
论级别，陈儒林最多也就算是个“穿草鞋”的“芝麻官”，可杨盘南街村的村民们都把他当福星来尊敬：谁家起个房子，一定要请陈儒林来，他一来大伙儿就觉得“这新家的日子开了个好头”；一群人发生争执，只要陈儒林过来说话，就没有再瞎嚷嚷的，因为在大伙儿心里这么认为“老支书的权威，都在公道里”。
有一面旗帜，叫“雁飞千里靠头雁，船载万斤靠舵手”
——村干部说：“有老书记这个主心骨，干事浑身是劲儿。”
村里只要修路，每天天不亮，陈儒林就第一个扛着铁锨上工了；需要出河工，无论轮到谁，每次都能看到陈儒林一声不吭埋头干活；大冬天跟大伙儿一起出义务工忙完休息，往沟边一靠啃着带冰渣子的窝窝头有滋有味；需要淘井了，往往他抢着把绳子往腰上一栓，让人摇着辘轳把他送到井下去淘泥。
“咱们这个老支书啊，跟别人不一样，哪儿最累哪儿最脏他就喜欢在哪儿忙，他不跟你讲什么大道理，也不喜欢跟你拉闲篇套近乎，你跟着干就行了，干啥啥带劲儿。”老会计史步林说。
公生明，廉生威，诚生信，党员的影响力就是从日常一举一动中树立起来的。
今年65岁的朱炳智，1977年上任大队团支书，2000年任村委会主任。“最佩服的就是老支书的那股子闯劲儿和韧劲儿。”他说，陈儒林一直牵挂的是怎样让村民的日子过得好一些。因为村里民心齐，工作好开展，大队在公社年年是先进，但老支书没让大伙儿躺在功劳簿上睡觉，他常跟班子成员商量，怎么干效率更高，让村里日子更好些。”通过省吃俭用，愣是从集体收入中省出了3辆拖拉机，成为公社最早实现机械化的大队。“那是1974年，群众看着拖拉机进了村，别提多么自豪了。”朱炳智说。
上世纪70年代后期，国家号召“以副养农”，支持村党支部办副业。那段时间，大队三天一小会、五天一大会，为的就是研究这副业怎么搞。当时秉承这几个原则：一是要搞就搞好，不能搞形式、伤民心；二是要透明，所有村民都要参与知晓各项资金的用途；三是为民谋利，副业收入全部要用在农资购买、基础设施建设上。
群众心里透亮儿，工作就干得快。一时间，由大队党支部领办的油坊、面坊、铁匠铺等副业蓬勃发展。“我们油坊注册资金8000元，每年盈利6000多元，全部用于集体买化肥、农机具等农资，群众在油坊工作能挣工分领粮食，那段时间副业特别火热。”已逾耄耋之年的王荣祥回忆那时的情景，眼里依然充满了激情。那时，他任第二生产队会计，对经商并不精通，是陈儒林鼓励他：能为老百姓干事是咱的光荣，你只管放开手脚干，有什么事我顶着。
就这样，南街村成为周边村的标杆。1984年全村通自来水，没让群众花一分钱；给群众每户发“电视补贴”，家家户户都买了电视机；集体投资挖了引水渠，打了20多眼机井；村里通电每户补贴60元……邻村的群众看了都“眼红”。
有一颗红心，叫“听党话，跟党走”
——镇干部说：“工作放到杨盘南街村，没有落实不好的”
提留，以前在农村可是一件大事，也是一件难事。可是收提留，在杨盘南街村从来没犯过愁，只要陈儒林在村里一通知，不出3天，各家各户一定如数交齐。
今年58岁的梁永红，现在谈起这事儿还感叹不已。他于1987年10月到杨盘乡任团委书记，那年刚满26岁。“刚到杨盘工作时，对南街村的印象就是村庄富、民风好。”梁永红说，上世纪80年代，所有地方基层的难题集中在收提留、出河工、计划生育这几项工作上，但这一切在杨盘南街村来说都不是难题。
像各乡镇收提留都是夏季收粮、秋季收钱，可每次到该交提留时，各村都会有收不上来的情况，唯独南街村总能在规定时间内将提留收齐。“我观察过老支书陈儒林的做法，所有村集体涉及钱的问题都要向大家公开，村集体收入多少、上交多少、哪些钱用来干了啥、结余多少，都是一笔一笔定期张贴公示，有意见当面提，村民们没有不服的。”梁永红说，群众要的是一个公平透明，这层窗户纸戳破了，底线守住了，群众哪有不理解呢。
“出河工从来没有人掉队，即使是有特殊情况，也有人顶上。”梁永红回忆，当年刚到乡镇工作时就碰上各村出河工，那阵势到现在还不能忘怀，“那时每家每户劳动力有限，出河工都是义务劳动，所以村民都有些抵触情绪，虽然各村都是按照居住地排号，但轮到谁都会有这种那种理由推脱。”梁永红说。 但到了南街村出河工时，各家各户没有特殊情况的都会按时出工，一问才知道，村里有村规民约，大家都自觉遵守。当时为了定下这个村规民约，陈儒林召开全村大会，公开征求意见，让所有村民都参与，出河工就是其中一条。
对此，梁永红觉得自己也学到了：“有了较健全的制度和规范，还要严格地、没有私心地执行下去，这样才能有约束力，有公信力。当时，老支书给我这个刚到基层工作的毛头小子上了一堂实践课。”
陈儒林一辈子不抽烟不喝酒，从不铺张浪费，村里的钱是一分分地算计着花，从来不设招待费开支项目。不光是他，南街村干部平时开会、商量工作，不论时间早晚，都回自家吃饭。上级领导来南街检查工作，知道他们的规矩，也自觉遵从。所以，南街的吃喝招待费用年年几乎为零。多次采访过陈儒林的大众日报高级记者朱殿封笑谈：“和陈儒林老支书认识这几十年，每次采访都是不需要太多客套，有嘛说嘛，采访完就走，这种相处方式我们都觉得挺自在。”
2003年，陈儒林因病卸任后，南街村的好制度一直执行至今，各项工作在丁坞镇乃至乐陵市都名列前茅。
有一句家常话，叫“吃亏是福”
——亲友们说：“在老爷子眼里，‘大家’的事儿最重要”
“他什么事儿都喜欢自己先吃亏。”老伴儿的话，道出了陈儒林的为人。
1964年正是粮食匮乏的时侯，又逢水灾，各家日子都紧巴巴的。陈儒林家有三子一女，孩子多、劳力少，生活很困难。那年除夕，陈儒林家里早上喝的就是玉米粥。自己家都快揭不开锅了，老伴儿让陈儒林去公家借点粮食却被他拒绝了。可陈儒林发现一户村民已经断粮时，立刻回家盛了一碗玉米面送过去。
这种事儿在陈儒林的生活中不胜枚举，家里孩子们跟外面孩子发生了争执，哪怕是自家孩子占了理儿，陈儒林也是要教训的。事后，他对子女们解释：“我在村里当支书，老百姓眼里就是个官儿。你们跟别的孩子打架无论有没有理儿，都不对，我要是不教训你们，其实就是欺负人家了，你们要学会吃亏。”
不光小事如此，大事也不例外。随着日子越过越好，上世纪70年代开始，别人家陆陆续续推到了土坯房，盖起了漂亮的砖瓦房。陈儒林家的土坯房墙皮脱落，摇摇欲坠，进入危房的行列，整修房屋时他能省一点就省一点：买砖是把旧房子上的梁卖掉后的钱买的，窗户是砍了自家地里种的杨树做成的木栅窗，房子内里还是土坯的只在外面加了层砖而已。
从买砖到拉砖到整修房屋，陈儒林坚决不占一点集体的便宜。就这样东拼西凑盖起了房子，陈儒林又住了20多年，到他离开村支书岗位，这房子已经成了村里最破的房子，但他还是不同意翻修，觉得“这个房子住着挺舒服，冬暖夏凉。”到了2017年，房子前墙裂了20多厘米的缝，子女们才一起凑钱重新整修了房屋。
其实，按照村里的规定，陈儒林家可以再多分两处宅基地，可他跟村里说：“家里孩子们都在外面工作，回来有地方住就行了。”有了陈儒林带头，村里从600多口人增长到如今的800多口人，村民建房都严格遵守规定，没占过一分可耕地。
“我总觉得父亲一生心里装的都是村集体的事、老百姓的事。”陈儒林的女儿陈淑贞说。陈淑贞总也忘记不了，每当村子里的狗在半夜突然叫起的时候，父亲担心村里有事，拿起手电筒和木棍一头扎进黑漆漆夜里去查看的情景。
要说陈儒林对家里孩子们有什么要求，那就是“读书”。他常跟自己家子女们说：“人总得干点啥，我不求你们干啥大事，把书读好就算有出息了。”说到这里，陈淑贞的眼睛红了，她仿佛又看到1977年恢复高考后，在她备考的那段时间里，每天夜里父亲默默送来的花生、烤馒头等吃食，以及被他擦得锃亮的煤油灯发出的光。陈儒林的4个子女，三个子女考取了大学、中专，一个经组织选拔当了国家干部。
亲友们都说：“大家小家都是老爷子的家，在老爷子心里，‘大家’的事儿最重要。”
有一种牵挂，叫“回家”
——他说：“找出我的大袄，咱要家走，回杨盘”
陈儒林晚年，被子女接到乐陵、德州照顾。
他最大的爱好，就是看书读报。《人民日报》《大众日报》《德州日报》是他每天必读的精神食粮；“新闻联播”“中国新闻”是日常必看的电视节目。每每看到兴起，陈儒林还意犹未尽地跟家里人聊聊国家大事，最让他欣慰的就是：“现在村里干部干事比以前好推进了，你看现在政策一波一波的都向着咱农村、咱农民呢。”
他最大的牵挂，还是老家的乡亲们。陈儒林大儿子是医生，其他俩个儿子在党政机关工作，女儿是教师，他常对子女们念叨：“咱家乡的人找到你们，只要不违反政策，都要尽力帮忙，你们这样做就是孝顺我了。”
在很多人眼里，陈儒林并没有享受过什么，一辈子都在吃苦受累。但陈儒林不这么认为，他对自己的总结是：“我觉得自己挺有福的。家里还有点地，子女们都有工作，自己吃喝不愁，这就是幸福。”
生命进入倒计时，不同的人会有不同的选择，不同的选择彰显着不同的初心和本色。今年4月以后，陈儒林以往想回家的心更加迫切了，无论是来看他的本家侄子，还是故交好友，只要家乡来人看他，他就念叨：“我得回家啊。”
去世的前几天，正在输液的陈儒林突然醒了，对着老伴和身边子女吩咐：“找出我的大袄，咱要家走，回杨盘。”子女们安抚：“放心吧，爹，等您这病好了，咱就一起回家。”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人生轨迹，有的人谋求升迁，有的人潜心发财。而陈儒林的一生，怀揣着的始终是“大家都过上好日子”的朴素愿望，这就是他朴素人生的轨迹。
1949年入党，1953年起任村党支部书记，直至因病于2003年离任，这个有着70年党龄的老党员，心心念念的是他的家乡，心心念念是入党时许下的庄严誓词，一心向党，不改初心。
平凡，是他一生的符号。然而，正是这种平凡，成就了陈儒林忠诚与担当的品质，铸成了一座深入血脉的丰碑，铭记在十里八乡老百姓的心里。
记者|钟伟 于斌 通讯员|郝坤 编辑|赵治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