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1 年 7 月 7 日午后，时任冀鲁边区运河支队三大队一排排长的郭宗凯目睹了支队长李文成叛逃的全过程。李文成选这样一个特殊的日子叛逃算是处心积虑了。
郭宗凯吃过午饭到村头查岗，天热得很，走几步路浑身淌汗。
他忽然见李文成和他的侄子李宝臣夹着草席匆匆走来，就停下来，打个招呼。
李文成眼神飘忽，支支吾吾 ：“太他妈的热了，热死人不偿命啊。”
李宝臣跟着咋呼 ：“谁说不是 ！快走吧，再在太阳地里站一会儿就烤煳了。”
李文成说 ：“宗凯啊，这段时间小鬼子和二鬼子闹腾得厉害，查岗绝对不能二五眼。”
郭宗凯抹把汗说 ：“咱放的几道岗都长着孙悟空的火眼金睛呢。”
李文成点点头说 ：“我到村外水湾边的林子里凉快凉快去。”郭宗凯看着叔侄俩越走越小的背影，摇摇头。郭宗凯是东光县
王喇乡郭家桥人，姥娘家跟李文成一个村子，从小跟他就熟，游手好闲、不务正业是早年的李文成留给郭宗凯的印象。
不一会儿，一个惊人的消息传到了支队指挥部 ：李文成带着几个人、三四匹马、一具掷弹筒和部分武器向日军盘踞的李习庄据点逃跑了 ! 运河支队参谋长傅继泽、政治部主任康伯明立即带队追赶，早有预谋的李文成骑着快马仓皇窜进李习庄据点，随即登上岗楼破口大骂共产党和傅继泽，表示跟八路军势不两立。傅继泽、康伯明远远勒住马头，指挥部队迅速转移，因为李文成全盘掌握着部队的行踪，肯定要带日伪军对我军进行“围剿”。
郭宗凯率战士一头钻进茂密的青纱帐，顶着满头满脸的汗水、花粉、杂草，向安全地带潜行，心里一个劲地咒骂着李文成。这几天，郭宗凯早就发觉李文成形迹可疑，他动不动唉声叹气，总跟他从“独二旅”带来的几个人鬼鬼祟祟地“扎窝子”，但他怎么也没想到李文成会甘心给日本人当汉奸，沦为狗彘不食的民族败类。…
李文成的来路比较复杂，比较曲折。
李文成是东光县习李庄人，18 岁当了铁路警察，22 岁到天津国民党保安队当兵，1937 年任天津四警区警长。卢沟桥的枪炮声令李文成惶惶不可终日，干脆脚底抹油，跑回了老家东光县。回到东光的李文成窥测着时局，见日本人的大军轰隆隆地南下了，所过之处一片真空，就赶紧联络东光县北部的各个民团，组建保乡联防团。
他凭着在外混事的招牌，很快笼络了 2000 多人马，打出了抗日保家的旗号，人称“北团”，他自任团长。“北团”活动在东光、南皮、吴桥、宁津一带，组成成员较为复杂，不仅有地方实力派，还有旧军官、无业游民、农民、土匪等等，早期跟日军打过几枪，其后就忙着抢地盘，再后来竟发展到跟我党建立的抗日民主政府对着干，抓捕地下党员，与我党领导的武装搞摩擦。
“北团”的倒行逆施引起了冀中军区司令员吕正操和津南抗日自卫军司令员张仲瀚的注意，两人商议怎么把“北团”引上正路，
维护好抗日统一战线的局面，最后决定派从晋察冀军政学校毕业的傅继泽和原河北游击军第三支队政治部主任康伯明到东光、南皮收编李文成部。李文成见风使舵，答应接受整编，“北团”改称为八路军津南抗日自卫军独立第二旅，李文成任旅长。从此，这支鱼龙混杂的地方武装戴上了八路军的袖章，但骨子里那种散漫自由的民团气味是没法一下剔除净的。傅继泽担任了参谋长，康伯明任政治部主任，同时二十几名党员秘密进入队伍，以“掺沙子”的方式对该部进行改造。但这种改造收效甚微。李文成之所以接受整编，并非出自真心，只不过是一种投机而已，想借着八路军这棵大树实现坐大自我的个人野心，因而根本不把共产党的命令放在心上，依然纵容部下胡作非为，与我抗日政府为敌。
1939 年春发生的一个事件，最终激化了“独二旅”与我党领导的抗日政府之间的矛盾。“独二旅”的士兵贩卖毒品，被东光县民主政府缉私人员查获，予以逮捕。李文成的副官郭玉真带着一些武装人员冲到东光县政府驻地，叫嚣若不放人就要砸牢劫狱。东光县大队战士与之针锋相对，对峙良久。双方眼看就要发生冲突，东光县县长石景芳及时赶到，喝止了双方。他对郭玉真说 ：“贩卖毒品是违反抗日政府法令的犯罪行为，应该由政府依法处理。”然后命令缉私队把罪犯押解到县政府，暂时平息了事态。后又把带头闹事的郭玉真逮捕。树欲静而风不止，隐藏在“独二旅”内的日本和国民党的特务趁机兴风作浪，借此事鼓动部分官兵持枪大闹东光、南皮抗日民主县政府，强行要求放人，以达到扩大矛盾、挟制“独二旅”的目的。李文成也觉得很是窝囊，对部下的作为熟视无睹，对我党的规劝和警告哼哼哈哈。加之 1939 年初，“独二旅”连遭日军几次袭击，士气低沉，军心涣散，已经出现部分军官准备拉队伍走人，投靠日本人的倾向。
可以说，这时的“独二旅”已经到了乌烟瘴气的地步，极有可能走上反党、反人民的投降之路。
1939 年 6 月，“独二旅”的情况被反映到挺进纵队司令部，萧华当机立断，决定彻底割除这个“赘疣”，命曾国华、李宽和、龙书金、陈德率挺进纵队第五支队向“独二旅”运动，同时命人告诉李文成，萧华司令员要给其部队“点名”，按人头发放军饷。李文成未加深思，命“独二旅”到指定地点灯明寺东北的北六合村集合。正当李文成满心欢喜地等待萧华点名之时，五支队忽然涌入村来，不由分说缴了“独二旅”的械，李文成还没回过神来，就听到了挺纵司令部的命令 ：“独二旅”就地解散，人员各自遣返回乡。李文成傻了，自己辛辛苦苦拉起的队伍，呼啦啦像大风吹散的枯枝败叶，一眨眼走了个精光。接着，“独二旅”营以上干部被押送到了乐陵县城挺进纵队司令部，其中还包括我党派进该部的多名党员。这戏唱得跟真事一样，直到后来，李文成才知道自己着了八路军的道儿。这次强行解散，快刀切瓜，干净利落，许多人像做梦一样，睁开眼，全变了。
萧华亲自跟李文成个别谈话。李文成惊魂甫定，看着笑眯眯的萧华半天说不成一句囫囵话。
萧华说 ：“二旅出现了很大的问题，如果不立即解散，可能就走向人民的对立面，成为日寇的走狗。希望你能正确理解司令部的决定。”
李文成如鸡啄米似的点着头 ：“是是是，我对司令部的决定毫无意见，希望首长对我宽大处理。”
萧华说 ：“李旅长跟日本人打过不少仗，是东光县抗日的重要力量，至于你的去留，我们尊重你本人的意见。”
李文成说 ：“卑职回乡拉队伍就是为了保家卫国，虽然带兵不
严，致使发生诸多不快之事，但抗战之心不死，愿意继续为抗战效犬马之劳。”
萧华说 ：“那就请你留下来跟我们一起抗战到底吧。”
李文成说 ：“卑职肝脑涂地，在所不惜。”
由萧华主持重新组建了长沙支队，不久改称“运河支队”。支队由八路军挺进纵队五支队第五大队、东光县大队、盐山县大队组成，原在“独二旅”工作的共产党员全部返回运河支队，支队长李文成，参谋长傅继泽，政治部主任康伯明，党总支书记韩天伦。这是一支完全掌握在共产党手里的武装。郭宗凯所在的东光县大队一下由地方武装升级为主力部队，他心里自是乐不可支。
运河支队组建后，在津南一带十分活跃。1940 年 6 月上旬，在位于南皮县与东光县交界处的乌马营村，利用青纱帐和有利地形伏击了驻南皮县城、出来扫荡的日伪军，打死日军 5 人、伪军 7 人，俘虏伪军7人，缴获武器若干。此役郭宗凯右脚受伤，打死两名日军，缴获“三八大盖”两支，受到支队嘉奖，被提为班长，另奖励光洋一枚。1940 年 11 月，运河支队参加了剿灭张国基部的战斗，表现抢眼。1941 年 1 月，运河支队奉命袭扰位于德州以北 50 里的津浦铁路站点连镇车站，郭宗凯参加了这次行动，成功攻占了镇上一家日本银行，缴获伪币 13 万多元。郭宗凯随即被提拔为排长。1941年6 月 1 日，运河支队决定在东光张挑村南伏击习李庄据点之敌，原定等敌人进入包围圈之后开火，一名新战士沉不住气提前开枪，敌人见状，跳下汽车，沿公路两侧青纱帐逃回据点。此战只打死一名日军，俘虏两名伪军，未达到预期效果，但当地老百姓依然拍手称快，赞扬“运河支队又打了胜仗”。
郭宗凯在回忆录里总结道 ：“回想当年之事，我感到运河支队
的组建和对‘独二旅’的整编，其意义就在于在维护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前提下，成功地实现了我党对抗日武装力量的领导，真正做到了党指挥枪 ；成功地将阻碍我抗日斗争的顽固派的实力瓦解，建立了一支名副其实的人民军队，壮大了我党的抗日武装，提升了我军的战斗力 ；成功地打开了我抗日根据地的局面，提高了我抗日民主政府的地位，提高了我坚持根据地斗争的实力，同时也警告了形形色色的顽固派，促进了边区抗战形势的发展。如果以事后诸葛亮的观点来看，主要的不足就是对李文成这个人的使用欠考虑，以致他最后叛变投敌，酿成大祸。”
当初对李文成的任命，多少类似于三十一支队时期对王昭明的安排，其中有统战的因素，更有仓促行事的痕迹。李文成虽名为支队长，但只是个摆设，真正的领导权在傅继泽、康伯明手里，这怎能不让他心生怨尤？加之随着冀鲁边区抗战形势的恶化，边区部队基本上每天都处于转移运动之中，一天换几次驻地成了家常便饭，不敢睡在村里，只能睡青纱帐、乱坟岗子、杂树林，一连二三十天和衣而眠，虱子爬满了衣服。李文成自小哪遭过这份儿罪？艰苦的环境无疑也动摇了一些像他一样的人的意志。
1941 年 7 月初，运河支队转移到东光县前后马村、王庄、祁庄一带，这里距离李习庄日伪军据点较近，也是李文成的发迹之地，他觉得一个千载难逢的良机出现了。李文成悄悄召集旧日的部下，吩咐他们事先跟李习庄据点的日军联系好，自己瞅空子蹿趟子。随后就发生了李文成午间卷席叛逃事件。
李文成投降日军后，竭力表现，步步高升，先后被委任为东光县伪警备大队大队长、保安团团长、东光城防司令，最后做了东光、南皮、吴桥、宁津、沧县五县“剿匪司令”。整个抗战时期，李文
成成了冀鲁边区一分区最大的“心腹之患”，他积极带领日军围捕我抗日政府干部，“扫荡”根据地，合围我军，亲手杀害抗日军民15 人，假之他人之手屠戮无算。
李文成的叛变令运河支队上下人心惶惶，行动更是受到掣肘，只能暂时撤离了原来的活动区域。傅继泽、康伯明等人及时向边区军区做了汇报，同时发挥部队内党员的作用，开展稳定军心工作。
但李文成叛逃带来的余震仍在持续。1941 年 9 月，运河支队第三大队大队长苏龙田在李文成的引诱下变节投敌 ；1942 年 4 月，原运河支队第一大队副指导员李万珍等少数人投敌当了汉奸特务 ；我一分区大量地下交通站被破坏。冀鲁边军区决定撤销运河支队番号，将其改编为一一五师教导六旅十八团，团长杨柳新，政委杨爱华。全团只编 3 个连队，属于小团编制，约 600 人。运河支队参谋长傅继泽调任第一军分区司令员，康伯明调任一军分区副政治委员。
至此，李文成叛逃事件才算告一段落。
日本投降后，自知罪恶深重的李文成逃到天津，惶惶不可终日，觉得此地距离冀鲁边区太近，不宜居留，遂逃往东北。行前，他用炒得滚烫的黄豆把脸烫成了一个“大麻子”，然后逃窜到沈阳抚顺县一个山区。
新中国成立后，人民群众要求抓捕李文成的呼声很高，东光县公安局终于找到了化名李彦君的李文成，此时他已混成了当地村的民兵队长兼民政治安委员，本以为可以平安了此残生，却没想到天网恢恢疏而不漏。
1954 年 5 月 20 日，东光县政府在秦村镇公审李文成，老百姓纷纷将臭鸡蛋、烂茄子、烂瓜狠狠砸向他，公审结束，就地枪毙。背叛者注定被钉上历史的耻辱柱。
